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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的红票》 孙立天 商务印书馆
【内容简介】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
本书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抽丝剥茧，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抉出了一段中国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往事。
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中国各阶层有着广泛的接触，上至皇帝高官、下至贩夫走卒，他们的交往交织着文化碰撞与私人恩怨，纠缠着国际竞争与内闱宫斗。
作者精读中西文献，细加论证，在诸如清初历狱、中西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热点问题上均有原创性见解，并对流传已久的“闭关锁国”“朝贡体系”“文明冲突”等历史论调提出了质疑，是一本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佳作。
【作者简介】
孙立天，成都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博士。现为独立学者。其2021年出版的英文专著Jesuit Mission and Submission:Qing Rulership and 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1644-1735(Brill,2021)对相关领域有开创性贡献。本书在该英文专著基础上，融汇作者最新研究而成。
【原文摘录】
●尽管如此，这些西洋来的传教士却一直可以在康熙朝的六十一年中私下接触到康熙。康熙年轻的时候，有些传教士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他身边。长期以来，大都认为是康熙对西学感兴趣，所以经常接触传教士。这个解释明显颠倒了因果。如果不是因为先接触到了传教士一个中国皇帝怎么可能对西学凭空发生兴趣?
●“兴趣”这个词经常被大家用来解释人起意行动做事的原因，但往往没有注意到兴趣和兴趣之间的差异。比如一个人喜欢饮酒，喜欢女色，这些是天性，可以归结为自发产生的兴趣。但还有一些兴趣有很高的门槛，康熙感兴趣的数学就属于这一类。数学作为学问，有内在的逻辑和纯粹的美感，但要领略到这个美感，就得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康熙对西方数学感兴趣必然是先有传教士和康熙接触的因，然后才会有康熙对数学感兴趣的果。
●1669年历法案件之后，安文思和利类思也渐渐远离了朝堂，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传教士远离政治的信条。南怀仁留下来做了康熙的老师，同时在钦天监任职。尽管南怀仁多次在写给欧洲的信中流露出想要远离政治，只做一个神父的志愿，但他权衡再三，认为侍奉康熙左右对整个传教事业更有利。对于他在朝廷任职，欧洲教会还是有非议的，他解释说，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皇帝对传教事业来说是天赐良机。他在信中还写道，他经常坐在康熙身边，一边喝着太监送过来的奶茶(估计是酥油茶，原文是“混有牛奶的茶”)，一边手把手教康熙学习数学和几何。他反问质疑他的人，要是他不入宫，怎么把欧洲的东西介绍给中国的皇帝？
●最早系统介绍中医和中药的传教士是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邓玉函万历年间入华，是明清时期所有来华传教士中在欧洲科学界地位最高的一位。他年轻时是现代代数创始人韦达的助手，后来是伽利略的学生。他早年游学欧洲，在欧洲科学界有一流的关系网。后来他要加入教会伽利略很生气，跟他断绝了往来。到中国后，他被安排去做天文测算。当时中国教会需要准确预测日食来显示西方科技的发达，邓玉函就发信回欧洲询问天文测算问题。而为他答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开普勒。后来传教士能够很精确地进行日食预测，用的就是开普勒的方法。邓玉函在欧洲的本业是植物学和医学。到了中国，遇上中医和中药，可以说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不过可惜的是，在入华十年后(1630年)，他在一次中药实验中，不幸中毒身亡了。他对中药、把脉、针灸都有研究。
●对满人来说，天主教确实是一个外来的、陌生的宗教。但天主教和他们不熟悉的其他宗教并没有太大区别。刚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满人对中国的道教以及汉传佛教的禅宗一样感到陌生。这些宗教和满人自己的萨满教以及后来蒙古人带来的藏传佛教区别很大。总体来说，满人在长期征战中，早就习惯了遇到陌生的宗教和文化。对于归顺的人，他们不在乎你信的是什么教，唯一在乎的是这些外来文化或者宗教会不会把满人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给改变掉。前面讲到辅政大臣要在北京朝堂上改变汉人传统，就是满人老派势力的反抗。满人进入中国各地以后，八旗上下都慢慢喜欢上了中国习俗，而渐渐忘了满人的祖制。满人上层真正担心的是满人自身忘了本，被改变掉，而天主教根本就不在满人上层的眼里。1660年代，当时天主教在北京只有四个传教士，是一个影响小到不值一提的宗教。
●著名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两位传教士作为清朝的实际谈判代表，和俄罗斯人谈出来的。双方会谈语言是拉丁语。最后的合约由拉丁文、满文和俄文三种语言签订，没有汉文。传教士在谈判中说着拉丁文但又忠于清朝，这让俄罗斯谈判代表很吃惊，而且他们发现传教士坚决捍卫清朝利益，比以前谈判过的满人还要强硬。最后签订的条约，彼得大帝不满意，而且对传教士竟然帮助异教徒谈判很不理解，一怒之下，把两位传教士所属的耶稣会给禁了，不允许任何耶稣会的传教士进人俄罗斯。
●康熙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早就明白西方国家交流中的平等观念。但大臣坚持既定的传统规矩，他作为皇帝也不能干预。皇帝和大臣在朝廷制度下是互相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大臣按照皇帝制定或说认定的规章制度办事，那么皇帝就必须要尊重大臣按章行事。
●但是，传教士忘记了一点。雍正初年，举国上下，没有任何宗教团体像传教士那样深深植根在北京的满人权贵圈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皇家的家庭恩怨之中。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传教士的命运其实是和当时的皇位之争紧密相连的。如果康熙以后继位的不是雍正，传教士在华的轨迹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按照传教士的理解，这是上帝的安排。按中国的通俗说法，这就是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