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图书：
《我的母亲做保洁》 张小满 光启书局
【内容简介】
2020年，52岁的母亲从陕南农村来到深圳务工。独立生活十几年后，“我”与母亲在深圳相聚，重新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在狭小的房间中争吵，母亲看不惯“我”的花钱方式，“我”难以忍受母亲的生活习惯。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然而我们彼此相爱，“我”深知母亲的软肋便是对我毫无保留的爱。于是，“我”想理解她。“我”的母亲在矿场、在建筑工地挥洒了年轻的汗水，如今在城市写字楼的几格空间中做保洁员。“我”想记录下母亲的打工史，努力穿梭过她记忆中的生命。母亲的人生为做着螺丝钉般工作的“我”建立起一块生活的“飞地”，让“我”得以喘息、回顾，珍重自己的来处。这是我们母女共同完成的一场写作。
【编辑推荐】
★城市巨轮运转下，保洁员群体被遮蔽的日常
是谁在维系超级城市的“体面”与“洁净”？这是一群用体力劳作填满超长工作时间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在深圳这座包容万象的城市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与污渍、垃圾为伴，支撑起城市文明对整洁细节的无限追求。作者张小满的母亲就是 城市保洁群体中的一员。他们落脚城市的初衷是如此相似，一路走来的人生又与时代发展的轨迹紧紧捆绑。他们在深圳寻找自己的生存缝隙，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知道如何寻找机会，很清楚自己在整个阶层划分中的地位，用一种贬低自己的语气谈论着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却总是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城市的“整洁”“舒适”“便利”几乎与他们无缘。而他们身上所承载的命运本质，其实也映照着绝大多数的我们。
★母与女，“蓝”与“白”，两代人的隔阂与交融
当母亲成为一名城市保洁员后，“我”与母亲重新生活在一起。母亲用批判的眼光观察“我”的生活，而“我”也激烈地回应。但“我”爱母亲，更想理解母亲。“我”试着从了解母亲在超级商场的保洁工作开始去理解她，母亲又为“我”带回非常具体而生动的保洁员群体日常素描，母女二人一起拼贴出这一群体的生存境况。母亲一辈子都是付出体力劳动的蓝领，而“我”则是看似跃入“体面阶层”的白领，母亲向来以此为荣。随着母女二人在记录保洁员群体故事的过程中，“我”得以重新回望自己的来处，越来越感到，自己很多看似努力的行为，看似接触到的圈子，其实不堪一击，“我”与母亲、与保洁员们，一样是无法豁出去的人，我们有共同的来处。而母亲也在这一过程中，颇感悲伤地意识到，苦读成材的子女，最终也不过是在城市生活中勉力维系一份螺丝钉般的工作，稍有不慎，同样会滑至“主流生活”之外。通过保洁员群体的故事，或许我们也能关照自身的处境，对自身的生活有所省视。至于“我”与母亲，两代人之间的真正理解也许永远无法抵达，但记录、书写母亲生活的这一过程，令“我”与母亲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信任对方、支持对方。
【原文摘录】
●商场是消费主义的产物，是景观社会的极致呈现。它以便利、干净和香喷喷的氛围，营造幸福的气泡。每一个走进商场的人，都会被门口穿白色套装的保安欢迎。总有几个住在周边的老太太，也可能是保姆，在商场带孩子，一待就是一整天，吃饭、购物。母亲感叹，还是有钱人的生活舒服。 我总在想，是谁在为消费者创造这幸福的镜像呢？是像我母亲一样的保洁员，还有理货员、店员、服务员、保安……而我们作为消费者十分轻松就得到了这一切。在母亲未在这家商场做保洁之前，我也无数次出入这里，吃过椰子鸡，买过生活用品，买过花，看过电影……如今，正是因为母亲的眼睛，我才真正看到了干净背后的付出是什么。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保洁员、清洁工，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却被深圳接纳了。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姑姑用她一辈子的幸福赌上我父亲的幸福，我母亲则是赌我六舅舅的。她们都是为了哥哥。三十二年前的秋天，她们同一天结婚，送亲的队伍相遇在村里的古树下，姑姑和我母亲彼此交换手中的花手帕，也许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她们此后的惺惺相惜与信任。
●长久以来，母亲都觉得，外婆是报复自己，用死亡惩罚她这个女儿。 这成为母亲心里的一根刺，生命里的重大创伤。她没有与自己的母亲好好告别，没有好好完成分离。她与外婆的对话一直在持续，即使外婆已是一个消逝的人。 与理想中的天伦之乐不同，我们面临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我们是母女，只能磨合，她不会放弃我，我也不可能放弃她。 母亲拥有丰沛的方言词汇库，那是她的地下宝藏。聊天的时候，那些词语仿佛是从深层的岩石中沁出，朝着地下水的出口涓涓涌流。母亲的方言是立体的，构造出多维的世界，声色俱全。母亲经常用方言给我“放电影”。
●母亲的经理们很可能非常了解她这种想要多赚钱的心理。每次母亲想休息的时候，经理都会跟她诉苦：“找不到人替代”“别人都没休息你为什么休息”“你看你还这么年轻，多做一天多赚一点”。母亲往往心软，休假就变得不了了之。回到家中，她给我的一贯说辞就是：经理不给假。这像是一场合谋。
●在雨虹的印象里，垃圾真正能卖出钱，也是近十几年的事。电商的普及，让垃圾的体量爆发式增长。骤增的垃圾背后，是一座城市膨胀的财富，以及旺盛的消费能力。 深圳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成本，才保持了城市的干净和整洁，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也给一些“边缘人群”提供了工作，让垃圾行业还有一些缝隙存在。
●对同样在这栋写字楼工作的白领来说，回家过年不至于到需要辞职的程度。但对于在入职时便条件不对等、没有法定节假日的保洁员而言，年底时，辞职就成了那些决心要回家的人的选择。回家本身对他们就是一件要下很大决心的事情，他们离家太久。为了能在汹涌的春运浪潮中买到车票，他们一般会比普通白领提前一到两周返乡。然而，环境公司最长只允许保洁员请一周的假，再长就很难批准，一旦招到新的人，岗位被替代，请的假便不算数了。既然两头都不稳妥，不如就安心回家，来年返回深圳，再重新找工作。 “看情况”这三个字里包含了不少玄机。她有可能还会去，有可能再也不去。“看情况”，也是保洁员们面对“是否辞职”“是否换一份工作”“是否要回老家”“还打算在深圳待多久”这类问题时常用的回答。不要惊讶于他们的选择总是摇摆不定。用母亲的话说，保洁员中的大部分人如同我老家陕南农村父母辈的大多数乡民，都是过着“打头顾头，打脚顾脚”的日子。他们都是没什么可以托底的人，更谈不上有多少社会支持，如若儿女不能成才，就更加愁苦，命运如同一棵长在黄土高原的麦苗，一阵风沙吹来，便能淹没他们的头顶。
●母亲在办公室的工位底下清扫出最多的垃圾就是头发。她也发现，年轻人越忙，工位下清扫出的头发就越多，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扫出一小撮。 母亲虽然是“自由”的，但工作时间她需要遵守规则，不能随便去别的楼层。她常能待的地方就是厕所旁边的工作间。因此，她总能碰到一些人，他们来厕所并不是真的要上厕所，而是借用这个空间处理别的事情。这时候，厕所就成了职场的“避难所”。
●很多阿姨来深圳前一直过的是没有被规则化的农村生活，成为保洁员后，严格的打卡制度、每天的晨会、每隔一个小时的签到，让她们感到“头昏脑胀”。来自四川、有着火爆脾气的冬容阿姨入职前就跟大经理打好招呼：“不要让我签字、开会，一开会排队，我脑子就炸了。”大经理应允了。两个月后，副经理不明缘由，让阿姨跟大伙一样，不能例外，否则就要换岗位。她很气愤，转身去工具房拿上自己的背包就离开了，算是辞职。公司没有扣她的钱，几天后她又在附近的写字楼找到了工作。
●母亲常跟我说，女的是菜籽命，撒到肥地里就长成卷心菜，撒到贫地里就长成黄菜苗。在母亲看来，彩菊这样的命运，就跟一粒菜籽撒在了贫瘠的石缝里一样——落到贫处苦一生。
●虽然我的出发点是想从妈妈那里获得心心相印的理解，但随着我写作的深入，我发现，真正的理解是做不到的，即使是母女之间。我们依然会因为一些小事争吵，但同时，我们也彼此都更相信对方，更坚定地支持对方。我支持她在深圳继续做保洁工作、阅读、认字，她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写作。本质上，是妈妈和我一起完成了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