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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 谌旭彬 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1861年，咸丰皇帝逃往承德，并死于避暑山庄。为了壮大国力，摆脱面对西方的弱势局面，在慈禧和奕䜣的带领下，大清王朝开启了自上而下的变革之路。
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通过总理衙门的创设、同文馆的建立、近代海关系统的引入、洋务军工企业的创办、外交使团的西行、广学会的成立、废除武举、昆明湖里练兵等事件，大清并未走向愿望中的强大，而是一步步走向了帝国的灭亡。
在1861-1911这五十年里，有许多历史人物值得关注和研究，如缺乏理政常识的太后、连汉献帝都不如的光绪、被逐离政坛的恭亲王等权谋与争斗不绝如缕的清廷高层；还有深埋改革主张的冯桂芬、选择性“开眼看世界”的斌椿、时代的出局者徐继畬、身陷教案的曾国藩等有挣扎但又怯懦的官僚士大夫；同时也有挑战君权神圣的严复、要做陈涉的官二代谭嗣同等图变图强的有识之士；也有在天下观与国家观的碰撞时，作为惨淡时代中流砥柱，但又困于传统礼教之中难以自拔的乡绅；以及生活本就已经支离破碎、濒临崩溃的底层民众。
【作者简介】
谌旭彬，笔名言九林，青年作家，资深历史编辑，十余年原创经验，原为腾讯历史频道主编，原“腾讯新闻·短史记”主编，对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出版书籍《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等，主张回归常识，寻找历史真相。
【原文摘录】
842年之前，清廷只有传统的“市舶司”。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国签订条约，开放五口通商，传统的“市舶司”或“十三行”都不再适用，不得不效仿欧洲建立近代海关。
《南京条约》谈判期间，英方代表璞鼎查围绕海关制度，提出过两项基本期望：一是五个通商口岸实施的税则与关税额度应该一致，而不是五个口岸各行其是。二是税额不管是多是少，不管是进口税、出口税还是子口税，都要明确定下来，“不得留有些许余地，听由地方官吏专擅或任意处理”。前者若做不到，会造成商业上的混乱，商人们对某些口岸避之不及，对某些口岸趋之若鹜。后者若做不到，会造成纳税没有定额，地方官有宽裕的权力寻租空间，商人们永远处于不可预知的政策风险之中。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
在这样畸形的社会里苟且太久，苟且会慢慢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苟且的原始意味会慢慢消失，苟且会被美化，会变成理所当然和不容置疑。
其实，赫德维系中国海关廉洁的办法并不复杂。说白了不过两条：一是独立的监督机制；二是人性化的薪酬福利体系。
独立的监督机制，包含了如下内容：
一、架构上，海关独立于清廷其他部门，与腐败的清廷官场隔离。总税务司赫德向清帝国高层直接汇报，海关内部只听赫德之命。各海关的主要管理职位不用华人，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洋人不怕清廷地方官的于预和施压。
二、海关内部引入独立的监察制度。赫德抛弃传统的中式记账法，引人英国当时最先进的会计、审计、统计制度。这套制度，当时在英国也才实行了十年左右。这个制度引进之后，在海关内部做假账就变得很困难了。
三、海关外部存在独立的“监督力量”。清廷的权力部门（包括中央朝廷与各省督抚）与列强在华使领馆（按条约，海关部分收入需用来偿还对列强的赔款），都对海关关税的收入与去向密切关注。1900年之后，民族危机加重，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民间舆论将洋人执掌中国海关视为耻辱，也时刻盯着海关有无丑闻。
人性化的薪酬福利体系，包含了如下内容：
一、引入细致的考核制度。以年终考绩为例，各栏目分类很细，如“品行”一栏分为“才能、诚信、机敏、勤勉、服从、指挥能力、智力、干练、能否得人尊敬、性情、礼貌”等项。各海关主管调换频繁，而考绩表严禁主管留底。若有主管不如实填写，总税务司署只需参照其他主管历年的考核情形，即可发现端倪。考绩优异者将获得1—6个月不等的额外薪金。
二、拟定了合理的职级晋升制度。海关职位级别很多，职级晋升以资历为主要参照标准（另有两成空缺供择优提拔），与薪酬密切相关；服务到一定年限，还将获得额外的年薪。如此，员工可以清晰地预估自己的收入和职业前景。对未来拥有正向预期，可以大幅削弱人违法贪腐的欲望。
三、高薪酬和丰厚的养老金。自晚清到民国，海关职员的薪俸水平，可以说是政府机关当中最高的，至少是同级别政府职员薪俸的两倍以上。非但如此，赫德还引人中国最早的养老金制度。这是一笔非常丰厚的报酬，与职员的操守直接挂钩，若被发现有渎职、贪污行为，将被开除，养老金一分也拿不到。这种高薪，使海关经费占到海关税收的10%左右（同期英美各国约为4%一5%）。对优厚福利待遇的珍惜，也可以大幅削弱人违法贪腐的欲望。
赫德曾对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解释，自己之所以设计这样的廉洁机制，是因为他不相信中国人所说的“人性本善”。他觉得人性本恶，所以有必要提升职员贪腐的风险和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