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图书：
《秦汉史讲义》 秦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以秦晖在清华大学讲授“秦汉史”课程为蓝本，增加了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资料，几经整理修改而成，深刻揭示出中国文明的框架如何在秦汉被奠定。
不同于最初的课堂录音，此次成书比录音记录多出近一倍内容。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断代史著述，本书略于政治史，而从纵（时间上的周秦、汉唐对比）横（空间上的秦汉与罗马帝国对比）两个维度来探讨秦汉帝国那套政治经济制度和观念的由来，以及它们在秦汉以后的影响，高屋建瓴，对于当下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已荣休），博士生导师。著有《南非的启示》《共同的底线》《田园诗与狂想曲》《传统十论》等。
【编辑推荐】
为什么说中国三千年历史上发生的最深刻变化是“周秦之变”？“周秦之变”何以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框架？
秦汉帝国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是怎么形成的？包含了哪些主要内容？该制度在运作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弊病？这些问题的积累又如何导致了秦汉帝国的解体？
为什么历史上对秦汉的评价会有巨大的差异？矛盾的关键点在哪里？能带来怎样的启示？
“汉魏之变”又该如何理解？为什么它不如“周秦之变”重要？为什么它没能跳出秦汉奠定的格局？
唐宋与秦汉相比又如何？盛唐超越了汉代的“古典商品经济”高峰吗？
为什么汉代与古罗马在经济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实质含义会大相径庭？这说明了什么？
这本书讲透了秦汉，也讲透了中国历史和精神文化中最深层的一些东西。
【原文摘录】
因此法家说，赏罚要起作用，老百姓就不能富。因为一旦富了，老百姓就不会图国家的赏了。老百姓一定要穷兮兮的，因此国家给他们一点赏赐，他们就会拼命地卖力，像一群狗抢骨头一样，所谓重赏之下有勇夫。如果老百姓本来就很富，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富有，而不必靠谄媚摇尾乞怜，这个赏还有谁稀罕呢？因此商鞅说，老百姓是绝对不能让他们富起来的，“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
当然话又说回来，老百姓也不能太穷，穷得快要饿死了，老百姓就要造反了。因此法家的说法是，要让老百姓有饭吃，但是不能让他们有余粮。韩非有一句名言，叫作“足民，何可以为治”。最理想的状态，是使民“家不积粟，上藏也”。老百姓家里头都没有余粮，粮食都在国家的仓库里，不要让老百姓太富裕。有些人说，民富才能国安，商鞅却说，这个话可以讲讲骗人，但是你自己最好不要相信。民富有的时候就要生乱，因为他们就看不起你了。最好是老百姓都比较穷，绝不能“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老百姓吃饱了饭没事儿干，他们就会游手好闲，就会东逛西逛，免不得还要想入非非，会接受一些不好的影响，就像《韩非子·六反》中说的：“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治懦则肆于为非。”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财富都在国库里，当然国家要保证他们不饿死，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只看到眼前这点利益而拼命地干活，不知其他，这种状态最好。
20世纪90年代，郭店楚简出土，孔子之孙子思（孔伋）的名言“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历经两千年秦制“思想改造”的蒙尘而重见天日。此言“忠”乃儒者自许，所以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儒家就是从来只骂皇上（而从不称颂皇上）的那些人。
因此儒家的政治学说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家靠亲情，在国靠革命”。在家里头，我们靠亲情维持一种父父子子的关系。在国家层面，我们是陌生人，君主和臣民之间应该像父子一样，如果不像，那我就搞革命把你推翻，换一个对我好的人，而并没有说这个皇帝我来当。可见古儒的观念是，统治者的权责如不对应，如果他没有履行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甚至反而虐待人民，他的权力就没有合法性，人们就可以推翻他，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从秦始皇以后，可以这样讲，贵族和平民的差异性缩小。即使不能说完全消失，但至少是贵族下降了，以后的贵族也不是原来意义上那种贵族。所有人都成了皇帝的奴才，奴才有时甚至成了一种资格。比如像清朝，在现存清宫档案中有大量的奏折，谁能够对皇帝自称“奴才”，这是要有规定的。一般的汉族大臣向皇帝上奏，只能说“臣某某”，比如林则徐，他就要说“臣林则徐启奏皇帝陛下”，只有满族亲贵琦善、穆彰阿这些人，他们给皇帝上奏才可以说“奴才琦善启奏皇帝陛下”，“奴才穆彰阿启奏皇帝陛下”，敢称“家奴”者一定是满人而且是关系很亲密的人，不是谁想当奴才都可以当上的。如果不是满族亲贵，哪怕像林则徐那样官至正二品，即使是颇受重视，也颇有权力的人，也不配当“奴才”。能够当奴才，那要有一定的资格。不是满族人，要当奴才，人家还不认，你只能当臣。的确可以说，从皇帝之下皆奴才这一点讲，是平等了。
秦制并不能带来长治久安，相反，它带来的社会危机比周制严重得多，危机积累导致的社会爆炸也更为剧烈。上古“封建”时期有文字可考的商周两代，国祚都长达600~800多年，但秦制各代没有超过300年的。由于秦、新、晋、隋更不要说十六国五代等“小朝廷”的短命，秦制下平均每个朝代寿命其实不到百年，而且“改朝换代”暴力的惨烈更是人类各民族仅见。但是，这些爆炸并不能带来制度更新，相反，它往往以“比恶”的形式造成流氓战胜君子的结果。最残忍无耻、最能突破一切道德底线的人，在这种游戏中才有最大的获胜概率。结果就是造成秦制的一次次重建，同时又开始新一轮的危机积累。这就是秦制王朝多短命，但作为制度的秦制“生命力”却如此持久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