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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吴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
1937—1945：一个人怎样用书守卫他的家园
既是一个人的抗战史，更是一代书生报国的文化群像
1937年的军事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同仁们，却在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以哀兵姿态“进攻冲锋”的战斗。
“书生报国”的赤诚、奉献、果敢与智慧，皆跃然纸上。
这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文化抗战史。作者从书籍史的角度切入抗日战争，重现一介书生郑振铎在1937年至1945年留守上海的日常生活史，讲述他在深陷被敌伪追捕、生计无着的极端环境中，如何为国家抢救珍本古籍，机智躲避来自敌方和己方的明枪暗箭，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坚守在文化抗战的第一线。
作者历时十五年深入日本各藏书机构，挖掘众多日方视角的新文献，钩沉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同人与敌争夺典籍珍笈的危险处境和复杂局面，抉发中日学者怀揣各自心思争夺古籍善本的历史隐微。
为国家赓续文脉，于乱世显证情怀。本书既是一个人的抗战史，也是一幅书生报国的文化群像。
【作者简介】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已出版《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孤本说唱词话〈云门传〉研究》等专著。
【原文摘录】
听闻郑振铎斥巨资为国家购下稀世孤本《古今杂剧》，连他最好的朋友叶圣陶都认为“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
——历史暗夜中的自我救赎
但文物一被毁失，便如人死不可复生一样，永远永远的不会再有原物出现，而那原物在文化上，在艺术上，在学术上却是那么重要，不仅是中国先民们的最崇高的成就，也是整个人类的光荣与喜悦所寄托。它们的失去，绝对不能以金钱来估值，也绝对不能以金 钱来赔偿。
——历史暗夜中的自我救赎
巴金晚年说:“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历史暗夜中的自我救赎
他向常熟多方打听，由于赵氏旧山楼在1924年江浙战争时曾经驻过军队，所存古书多被士兵用作柴火，如丁祖荫所言，此部书或许已遭不测。
——秘笈时隐时现，世乱始出
郑振铎从1923年担任《小说月报》主编之后，名声高涨，再加上具有辨识度的长相，早在30年代就是公认的文坛美男子。吴梅的学生、著名学者卢冀野曾在《十日杂志》上发表《郑振铎先生》，赞美这位“现代型美男子”：“乌黑的头发，高高的鼻子，架上一付不大不小的眼睛……微笑老是挂在嘴边，露出糯米似的一排牙齿。”唯恐读者无法一睹郑振铎的美貌，文章还附上传主的高清大头照。 类似这样的郑振铎美男照，在30年代的报纸期刊中还能找到其他三五张。照片上的郑振铎完全是西装革履、高大威猛的西式文人。然而抗战时期，郑振铎脱去西装皮鞋，换上青布长衫和圆口布鞋。也许是这样的旧式文人模样，与之前样子相差过大，以至于特务头子清水董三，在中国书店愣是没认出长衫布鞋的郑振铎。
——无缘对面不相识
纵使高仓正三在中国书店撞见郑振铎，也有可能脸盲认不出来，因为郑振铎压根儿就不想被人认出来。1927年11月12日，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当天下午郑振铎参加文化界救亡会召开的紧急会议，晚上赶回家中，立即焚毁有关友人地址簿，转移日记及有关文稿，从此尽量低调生活，从不参加沦陷区的公开活动。作为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的照片以前都会循例出现在每年的学生毕业年刊上，1938年之后，他再也不肯把照片交给学生付印。这种谨慎，帮他消弭了许多无妄之灾。
——无缘对面不相识
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郑振铎在上海东宝兴路的寓所沦入日人之手，两万余册唱本均丧失无遗，甚至连装书的“书箱被用刀斧斫开的不少”。他又重新积攒书籍，未曾想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硝烟方起，寄藏在上海虹口开明书店仓库的一万数千册书籍，就在8月14日那一天，被烧得片纸不存。郑振铎站在静安寺庙弄的家中，远望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燋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
——古书局中局
当时日军对中国文物文献的掠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隐秘行动，每一个师团均配备“兵要地志资料班”，在未占领以前已经打探清楚，拟出“接收”(没收)清单，一伺占领，立即展开掠夺。江南日军随队皆配有专人鉴定字画书籍，“书画割去四周，以便携带。全部抄完，然后就烧，其幸免的，往往就轮到汉奸抢劫。
——多方势力的三岔口
有见于中国大量的古籍被劫卖出国，郑振铎多次痛心地说:“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古籍留存国内
旧书生意的买卖人，在沪杭叫作“掮客”“行商”，也就是郑振铎《求书日录》说的“没有铺子的掮包的书客”，北京则称为“局子”、“包袱斋”、“跑单帮”。他们持蓝布包袱来往于藏家与旧书店之间，先与旧书所有者商定价钱，然后凭借自己消息灵通以及古籍鉴定专业知识找到买家，从中取利；又或者从购进与售出的差价中获利。中间人在卖家(书商、书主)与买家之间居中撮合交易，通常的做法是：中间人从书店处“取得”一套书里的头一本，到各藏书家的家中兜售，如果对方有意，则回到书店取得全书，交到买家手中。
——旧书中间人与《古今杂剧》的发现
1月19日，在张元济家，蒋复璁、郑振铎、张元济、何炳松、张凤举(张寿镛因病缺席)一致商定，成立一个专事抢救沦陷区古籍的组织，为避日伪耳目，对内称之为“文献保存同志会”，对外严格保密，只以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名义购书；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的整批书为主，未售出的，尽量劝其不售；不能不售的，则收购之，决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
——旧书店里也会冒出对敌斗争的硝烟
1943年秋天，发生在上海四马路上的这一幕赛跑，颇具历史隐喻——两位二十多年前一同致力于社会改良的进步青年，如今一位为了立功恢复伪职，一位为了保存国家文献而隐居潜伏，在上海的书店街道上，你追我赶，展开生死赛跑。
——未出深林不敢歇
郑振铎与徐微的十五年相知，类似顾颉刚与谭惕吾的五十年情缘。谭惕吾曾任第五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终身未嫁，从未接受过顾颉刚的追求，读者只是通过顾氏日记，才知道这段长达五十年的单相思。与“顾谭故事”不同的是，郑、徐二人至少曾经相伴相守，度过三年患难。徐微在1946年之后从事卫生教育工作，相夫教子，1970年在嘉兴卫生学校退休，与丈夫相伴终老。战时情缘在她九十八年的人生叙事中一片空白，连患难中受赠的郑振铎手迹本也早早散出。
——男性凝视与女性沉默
每次郑振铎只要有所托请，许地山都不怕麻烦一一做到。1926年，郑振铎请许地山到大英博物馆帮找敦煌卷子里的俗文学资料，因为阅览室不准人携带纸笔入内，无从抄录，他就在借阅时拼命默记着，出室后默写一段，然后再进去强记一段……如此这般帮郑振铎抄齐了十几篇英藏敦煌变文。
——许地山的义举
我入职中国人民大学，每次上课讲至“历代书厄”这一段，总能感受到“抗战书厄”这个话题的隐隐召唤。于是，从2013年到2019年，我每年寒暑假到日本访学，一边从事古代戏曲文献的专业研究，一边追查中国被劫图书的相关资料。 渐渐地，这两条完全不相干的研究路径在一位文化先贤身上发生了交叉，那就是中国俗文学研究鼻祖郑振铎。
从学术史的脉络去梳理郑振铎的贡献，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是，从“一个人与一群书以及一个时代”，亦即从“书籍史”与“抗战史”的角度深描郑振铎，是我在日本的书籍追踪中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