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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东晋门阀政治》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政治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深入探索，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东晋一朝；门阀政治即门阀士族与皇权共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与过渡性。
本书讲述了从公元4世纪初年至5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虽不是全面的东晋政治史，但从东晋门阀士族的兴替和门阀政治的发展以至消亡，偏重于政治史方面的研究，它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的兴衰为线索进行考察，但也不同于各个士族门户的个案研究。书中亦旁及军事、地理、文化、经济诸问题，却也只限于阐明门阀政治的需要。
自初版以来，广受好评，于1993年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本版为纪念田余庆教授百岁诞辰而推出，除修订少量文字讹误外，主体内容一仍其旧，以存原貌。
【作者简介】
田余庆（1924—2014），湖南省湘阴县人。1950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代表著作有《东晋门阀政治》、《中国史纲要》（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部分）、《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等。
【原文摘录】
在东晋门阀政治之下，必须维持几个最强有力的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还要保留司马氏的皇位。各个强大门阀士族之间，彼此起着制约作用，所以当权士族多少有所顾忌，而东晋政权也得以维持至百年之久。南朝排斥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政治，但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一次巩固下来，政权反而失去了稳定的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易姓换代纠纷。
—— 引自第311页
中国古代这一类型的南北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并不一定妨碍我们对每次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分，如果必须对古代战争作这种区分的话。因为两重性不是均匀地存在于每次战争之中，也不是均匀地存在于一次战争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过，如果承认对这种类型战争的两重性的分析是可取的，就不应把每次战争的性质看得纯粹又纯粹。须知，这一类型的战争毕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而各民族通过各自的途径，都在创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外敌入侵相比，这种类型的战争，归根到底还只能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内战。自然，这种内战往往给各族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我们知道，阶级社会中历史的进步，本来就是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来取得的。
—— 引自章节：五 北方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性质问题
引自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
—— 引自第312页
回顾谢安死后东晋的这一段历史，无论是主是相，还是其他内外当权士族，人物均甚鄙陋，活动均具皇朝末代特征。但是这些人物活动所具有的客观意义，都可以从时代背景上加以解释。不过鄙陋人物毕竟不可以当大任，成大事，所以晋末政局琐碎不堪，史家多不屑于探究。这一阶段由依附于主、相的太原王氏交织其间的、由门阀政治过渡到皇权政治的历史内容，遂因其纷纭杂乱而隐晦不显，只有刘裕个人，近年来稍被史家注意，作出肯定的评价，但大多也不过是限于个人才能运用方面而已。 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中，曾经居于权力中心的士族只有几家。其中颍川庾氏受桓温诛戮；谯郡桓氏在桓玄败后死绝；太原王氏世称华胄，它的两支也都在政争中覆灭。只有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在长时间的复杂冲突中，没有受到集中的毁灭性的打击。所以王、谢家族人物就成为替新朝奉玺绶的工具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家族发展得以延绵久长，至于南朝之末。后代所称五朝门第，遂以王谢为其代表。这种情况是由东晋的政局造成的，而不是说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中，本来就以王、谢的门第最高。
—— 引自章节：五 小结／272
东晋和南朝，历来被认为是门阀政治的时代。实际上，真正的严格意义的门阀统治只存在于东晋，不存在于南朝。东晋门阀政治以黄泉统治的变态出现。刘宋以后，皇权政治基本上恢复了常态。在东晋门阀政治之下，必须维持几个最强有力的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还要保留司马氏的皇位。各个强大门阀士族之间，彼此起着制约作用，所以当权士族多少有所顾忌，而东晋政权也得以维持至百年之久。南朝排斥了门阀统治，恢复了皇权政治，但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以此巩固下来，政权反而失去了稳定的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异姓换代纠纷。宋齐两代，皇帝与诸王争斗频繁，几无宁日，政局如走马灯。相比之下，东晋朝廷砍杀并不多见。这或许可以视为门阀政治曾经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的证据。
—— 引自第266页
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的现象，前于此的汉、魏、西晋没有，后于此的南朝也没有。东晋士族专兵，始作俑者是琅琊王敦，一般说来，是由于士族已成为强大的社会阶层，琅琊王氏更居其首；特殊说来，是由于皇权不振，不足以控制士族。士族有兵可专，则是由于北方流民不断南来，补充着兵的队伍。士族依以统兵作战的武将，是久事疆场的流民帅。
—— 引自章节：论郗鉴
明帝时，东晋的兵力状况是十分困难的。拥兵强藩除王敦外，还有陶侃、祖约诸人。陶侃已被王敦遣真广州，未能参预荆、扬事态。祖约在豫州，继统祖逖军队，屯驻寿春，这支军队历来不服王敦。《世说新语·豪爽》：“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瞑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大将军王敦起初想领兵东下京都，要处理朝臣，安插亲信，便先派参军去报告朝廷，并且向当时的贤达暗示自己的意图。那时车骑将军祖巡还没有移到寿春镇守，他瞪起眼睛声色俱厉地告诉王敦的使者说：“你去告诉阿黑，怎么敢这样傲慢无礼！叫他收起老脸躲开！如果不马上走，我就要率领三千兵马用长矛戳他的脚赶他回去。”王敦听说后，就打消了念头。】但是祖氏与朝廷亦不相得，用祖约豫州之师以抗王敦，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几处强藩以外，东晋军既寡弱，又无粮。
—— 引自章节：论郗鉴
王、马关系固然有个人情谊为纽带，但又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如果家族集团利益发生矛盾，个人情谊一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 引自第5页
“王与马共天下”，不再是指裂土分封关系，而是指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不同的关系。 王与马的这种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关系，发生在东晋创业、元帝壮年继嗣之时，不是末世权宠礼遇非凡，也不是阿衡幼主僭越名分一类不正常的情况。 为什么江左会出现这种政治局面呢？总的说来，偏安江左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产物，而江左政权依赖于士族，则是门阀制度发展的结果。士族高门与晋元帝“共天下”，归根到底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但是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高门士族与晋元帝“共天下”的问题。晋元帝与琅邪王氏之间，尚有其历史的和地域的特殊原因，使之相互固结，因而形成王与马的特殊关系。
—— 引自章节：一 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1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统一了北方的人迟早都要发动南进战争，这主要是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们所起的强制作用。 可知当中国北方统一之后，即令是少数民族统一北方之后，也迟早会出现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形势，逼迫北方统治者，包括苻坚在内，向南进攻。至于南进条件是否真已成熟，能否成功，后果如何，那是另一问题。 我只是想借这一事实，说明上引王猛谏苻坚所谓东晋“正朔相承”，勿以为图的话，归根结底，不能作为判断淝水之战性质的根据……历史的经验是，北方终归要统一南方，关键在于条件成熟与否。等到北方民族关系一旦发生根本变化，质言之，等到北方民族融合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北方又积蓄了统一南方的力量，统一战争自然会减少或消失民族征服性质而得以完成，正朔也自然会随之改变，南朝正朔就被北朝的隋取代了。
—— 引自章节：四 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比较／219
南朝恢复了皇权政治，门阀士族中昔日的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都感觉受到威胁。他们共同以深沟高垒自固，看来虽是为了严士庶之别，实际上则是戒备凭借武力树立政权的以及与这种政权相伴存在的次等士族与寒人。而皇权的侵渔，更是以王、谢为代表的门阀士族所最关切的关键所在。由此可知，东晋和南朝，门阀士族出于自危自救而都有所戒备，两者是相同的；但是两者戒备的对象并不相同，一是在门阀士族内部，一是在门阀士族外部。这反映出南朝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与东晋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异。
—— 引自章节：一 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315
